学人说｜跨国婚姻中的性别差异

夫人说

夫人曾读过一些关于外籍新娘的书籍，其中夏晓娟的《流离寻岸》让我印象尤为深刻，作者在世界体系理论的背景下用资本国际化的眼光来看待外籍新娘的现象，主要探讨台湾的单身男人前往边陲的东南亚国家寻找新娘，让我们对跨国婚姻有了不同的理解。

今天夫人分享一篇关于跨国婚姻的文章，到底什么样的人偏向选择跨国婚姻，为什么会这样呢？

撰文：穆峥

责编：钱岳

背景

提到跨国婚姻，你的脑海里会有怎样的联想？天涯海角的浪漫邂逅？爱情战胜国籍、种族和地域障碍的感天动地？但是，在亚洲的跨国婚姻中，基于浪漫爱情、非计划性的婚姻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与之相对的，是大量经中介机构安排介绍的中介婚姻。

相应的，这些跨国婚姻往往担负着更多成家立业、传宗接代的社会性目的；而对于这些婚姻中大多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年轻女性而言，跨国婚姻是她们实现向上流动、回报自己原生家庭的主要途径。

随着跨国婚姻中介机构的发展，近些年来，具有高度计划性、通过中介做媒的跨国婚姻持续增加，而浪漫、随机性的跨国婚姻在数量上的变化并不大（Jones 2012; Jones and Shen 2008）。此外，中介和自发结识这两种方式在分布上具有着鲜明的性别差异，而推动这些性别差异的主要因素就是遍布亚洲、根深蒂固的女性“上嫁”传统。   

跨国婚姻中的女性“上嫁”

一直以来，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一直有着女性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的“上嫁”传统。也就是说，一般而言，男性的自身或家庭经济条件会优于女性。而反映到跨国婚姻上，男性和女性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成为最关键的考量因素。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嫁给发达国家的男性，或者亚洲发达国家的女性嫁给亚洲以外发达国家的男性，是亚洲跨国婚姻中的主要模式。这种依据国籍、地域进行婚姻匹配的模式在相关研究中被称为空间上嫁（global or spatial hypergamy）。而这种空间上嫁的传统压力造就了亚洲跨国婚姻中鲜明的性别差异。

在亚洲的国家和地区中，新加坡、台湾、韩国和日本有着最高的跨国婚姻比例。比如，在上面的表中可以看到，2008年，新加坡将近40%的婚姻为跨国婚姻，而在这四地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中，跨国婚姻的比例都低于5% （Jones 2012）。这四地较高的跨国婚姻比例与其同时“接收”（receive）和“送出”（send）跨国婚姻对象的特点密切相关。

一方面，在这四个国家和地区中，跨国婚姻中介机构都非常发达，这与这四地作为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特点紧密相连。这四地使用中介服务的大多是经济条件较差的男性。尽管他们在本国婚姻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但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公民的身份将他们的婚姻市场范围拓展到了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他们的越南新娘、菲律宾新娘、印尼新娘来说，嫁入发达的地方，为这些姑娘们带来了更好的经济条件和更多的工作机会，婚姻成为了她们实现向上流动的主要方式。

还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而言，这四地娶到外国新娘的男性一般都要远远年长于他们的妻子。比如，基于2004年的一项研究，在台湾，55%的大陆新娘和67%的东南亚新娘都要比她们的台湾丈夫年轻10岁以上；基于2009年的一项调查，在韩国，外国新娘与韩国丈夫的平均年龄差为10岁；不仅如此，2004年，在多于四分之一的跨国婚姻中，韩国丈夫都是再婚，而外国妻子从未结过婚（Jones 2012）。

图片来源：pexel

夫妇年龄和婚史上的差别与这些男性在其国内婚姻市场上的劣势密切相关。由于他们自己的条件较差，他们要么很大年龄还无法找到合适的对象，要么难以维持曾经的婚姻。对于这些丈夫而言，在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找到年轻、涉世未深的妻子，不仅便于他们实现繁衍后代、操持家务、照顾父母的目的，也便于他们对自己的妻子进行控制。

而同时，由于这四地的城市化、国际化程度极高，它们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以外的发达国家都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在这些国际化的商业往来、工作或教育的过程中，一些异国的男女相互认识、了解、结为夫妻。国际化的进程也同时把婚姻市场拓展到国界之外。

然而，由于空间上嫁模式的根深蒂固，即使这种更为偶然性、基于浪漫邂逅的跨国婚姻也多出现于亚洲国家女性和亚洲外发达国家的男性之间。而由于以上的亚洲四地国际化程度最高，这类跨国婚姻也更多地出现在这几个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之中。

特别是，由于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会有更多的国际旅行、学习、工作的机会，而她们往往在自己国家内的婚姻市场上受到排挤，亚洲女性与亚洲外发达国家男性间的跨国婚姻也多集中在高教育水平的亚洲女性群体中。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两种不同的跨国婚姻模式，不仅被女性“上嫁”的经济压力所推动，更深层次的是跨国婚姻中的男性和女性对于结婚对象的不同诉求。对于跨国婚姻中的亚洲男性而言，他们内心深处仍存在着对贤妻良母、小鸟依人型妻子的向往，而其相对劣势的自身条件使他们难以在自己国家的婚姻市场上实现这种理想的匹配。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所处国家和社会的优越性赋予了他们在空间上扩大婚姻市场的筹码。而相对的，对于那些接受了高教育、条件很好的亚洲女性来说，她们自身的优势条件使她们更向往与未来丈夫间平等的关系，以及在婚姻生活中更大的自由空间。

一方面，她们的社会和经济优势使她们在自己国家根深蒂固的女性“上嫁”模式中饱受排挤，而另一方面她们自身也不愿屈从社会压力、委屈了自己的意愿。而亚洲外其他发达国家更为个人化、自由化、平等化的婚姻模式使得这些国家的男性成为了她们可能的、甚至更为理想的选择。

此外，尽管亚洲的跨国婚姻在经济条件上多遵循女性“上嫁”的模式，但在种族方面，特别是在中介组织的跨国婚姻中，同种族间的婚姻仍旧占据着主导地位。比如说，在台湾地区，一半以上的跨国婚姻都发生在台湾人和大陆人之间；而在韩国，一半以上的跨国婚姻都发生在韩国人与中国的朝鲜族之间（Jones 2012）。

而这种同族的跨国婚姻在亚洲之外也十分常见，比如，很多生活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土耳其人会偏好回土耳其寻找自己的结婚对象（Jones 2012）。由此可见，我们想象中爱情战胜种族的跨国婚姻也往往事出偶然，现实生活中更多的仍旧是同种族内的结合。

图片来源：pexel

结语

与亚洲之外一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婚姻模式相比，亚洲跨国婚姻中的男女地位仍旧极大程度地依循着女性“上嫁”的模式。由于“上嫁”模式多依靠于经济条件上的考虑，亚洲跨国婚姻更多地依靠于中介机构，更具有针对性和计划性。因此，尤其在亚洲之内，弥漫着浪漫意味、基于邂逅或者日久生情的跨国婚姻也更多地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

真实世界中，婚姻之中的性别差异和不平等被拓展到了更广阔的婚姻市场上。在这个市场上，个人条件之外，一个人的国籍、地域也被当做作为结婚对象的条件，被纳入考量之中。

参考文献

Jones, G.W. 2012. International marriage in Asia: What do we know, and what do we need to know?.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AR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Jones, G. and Shen, H.H., 2008. International marriag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rends and research emphases. Citizenship Studies, 12(1), pp.9-25.

穆峥

密歇根大学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

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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